锦州市

比如我在西南本科时的同年级老同学蔡镇顺、王志军二位，当然他们今天看上去比我更显得青春焕发一点，他们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

那么，真正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会激起美国政法界和学术界如此巨大的司法原则和政治原则层面的辩论呢？这是本文下一步要解释的问题。国家身份认同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

在美国的公众信仰当中，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法的解释者和保卫者，即便很多法学家对此命题提出了反对。(17)在这些介绍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比较宪法和宪法理论的角度对这一辩论进行深入的分析。来源：《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65)宪法和法律在多元文化之下塑造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是美国的关键所在。(50) 反对方也有非常坚实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在宪法判决当中引用外国法将会扩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威胁到美国法治的统一性，并且危及法院自身的正当性。

(61)国家认同因而跟一个人的自我认同类似。(14)印度最高法院也这么做，虽然不如加拿大最高法院那么经常。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利益的分配，而是让所有的民都变成公民和人民，让他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自由，成为文化伦理意义上的人。

而就推进的方向与着力点而言，认真对待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或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政治主权系统或国体Ⅰ层面又可明了这种规定的必要性，甚至这种义务所具有的不可选择性。关于宪法渊源和宪法形式的内涵，笔者依循周旺生教授的解释，这里不予赘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军队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

为了保证日常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有序化，就需要公民依据相应的法律来行使权力。[41] 而这样的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不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抽象的私有财产和货币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

在翟志勇博士看来： 从共同纲领到现在，新中国的制宪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共同纲领时期，提出一套新民主主义宪政方案，核心是经济上多种所有制共存和政治上的联合政府。从形式意义上说，这种有机体式的解读极为精致且浑然天成。修宪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写上了受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的规定。[92] 这当然涉及建构一体中国的逻辑，即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

[33] 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  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①] 转引自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这种结构性面貌则是中国宪法典所特有的，同时，这种二元性的结构性面貌也使得中国宪法（典）具有了更加复杂的面相。[36]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编：《人民政协·法律 章程 制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0页。

虽然国体Ⅰ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维内涵，但这三个维度最终在政治主权系统的框架内统一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复合性的根本法结构中。[82]另外，中央——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深受中国政治主权系统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及相关制度机制的影响。

这里的法律当然不是指法律渊源，而是指法律形式。[45] 这个时期的全民民主和以前的承诺、《大宪章》、《改革法案》的本质意义相同，都有高额的违反成本。

[⑩] 就翟志勇博士对八二宪法的这种结构性来说，在笔者看来，其重要或新颖之处在于：这种解释发现了现行中国宪法典的复合性以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在具体学术操作上，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形：直接针对某个宪法条文做出解释。[⑧] 翟志勇博士对现行中国宪法典文本的解读是建立在对新中国制宪史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意义上说，在治理主权系统或国体Ⅱ层面完全可以不对这种义务做出规定。另外，翟志勇博士的解读方式尽管是结构性的，但依然缺乏相应理论体系的支持。它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作为一位公民或者一位官员，他可能被判断为不够格。

在燕继荣教授看来，政府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 （1）通过法律和法规确认和促成中国基层社会自治。[69]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246页。

从现有的国家结构形式概念来看，它主要指的是有关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的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关系。事实上，这种认识已经在执政党的重大决定上有所反映。

另外，对这一条文中的社会主义，蔡定剑教授是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做出解释的。很显然，这种类型的义务同中国政治主权系统中的积极性的或爱的义务存在着极大的区别。

再次，第3款规定了人大与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宪法典第三章国家机构实际上是对第三条的具体化，在此，不予多论。其实，《决定》中关于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内容与郎咸平教授所提炼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颇为一致： 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一部分人财富增加，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更详尽的内容可参见任剑涛：《国家形态与宪法解释》，载于《战略与管理》2012年（内部版）第3/4期）由于笔者主要梳理中国宪法学者的相关解读成果，故对作为政治学者的任剑涛教授的相关观点暂存而不议。

这样，中国宪法典对一体中国的建构逻辑就包括结合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当然，所谓社会自治并不是虚泛的，而是需要某种载体作为支撑。

陈端洪教授基于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关于根本法的陈述并结合宪法文本的其他内容，按照优先顺序提炼出中国宪法内含的五个根本法，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23] 以奥克肖特教授的观点看，强世功教授对中国宪法典有机体式的解读分明是哲学家的想象，而不是宪法学者的解释。

[⑦] 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诸多个案讨论，可参见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其二，从主体的权力指向来看，在逻辑上可从执政党和人民政协两个层面做出解释。[⑩] 翟志勇：《八二宪法修正案与新的宪政设计》，载于《战略与管理》2012年（内部版）第3/4期。它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异类，是独立于劳动者本身的力量。

建构中国的宪法表达就是中国宪法典序言的最后一段话：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内涵中的集中之体现。

[57]陈弱水教授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首先，在公民社会，爱最能发挥作用的，是在社会结合、运作、互助的方面。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公民不但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等方面的需要。

笔者之所以认为纵向上的国家结构形式不属于政权组织形式范畴，主要是因为如下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从理论或概念层面来看，是否将国家结构形式归入到政权组织形式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对国体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定位。鉴于笔者已就相关内容有所阐发，因此，这里只给出简要的结论性观点： 其一，从构成政体Ⅰ的主体性质来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都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